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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中國的和平──學術界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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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正鋒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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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於學術界可以扮演的角色，可以從研究、以及參與兩個層面來看。首先，就研究而言，國內學者對於和平研究（Peace Studies）生疏；如果我們能了解相關的概念、理論、以及規範，才能追求真正的和平。譬如說，到目前為止，大部分的政治人物想到和平，就是與非戰劃上等號，如此一來，和平被當作是失敗主義、或是懦弱的表現，當然就不會引起國人的共鳴。事實上，不管是視為途徑、還是當作目標，和平除了可以使用傳統的負面方式定義為「消除直接暴力」，也就是沒有戰爭流血，更可以使用正面的方式定義為「消除結構性暴力」，也就是沒有支配、剝奪、以及壓榨的關係。了解了和平的意義，才有可能進一步分析暴力的來源、以及獲致和平的途徑。 譬如說由暴力到和平，我們可以採取「維持和平」（peace-keeping）、「營造和平」（peace-making）、以及「建構和平」（peace-building）三種途徑（見附圖）；而這些途徑恰好與國際關係的三大學派遙相呼應。首先，從「現實主義」的觀點來看，和平的最佳保障就是透過軍力／實力來防止衝突的發生，也就是嚇阻；萬一衝突發生，現實主義者的對策是消極地派遣維持和平的部隊，起碼能立即終止戰爭、或是防止交戰的雙方擴大爭端，進一步期待能恢復衝突前的非戰狀態，甚至於不惜使用武力來強制執行和平，譬如「人道干預」、或是「預防性外交」。然而，如果從「理想主義」的觀點來看，不管是透過衝突的雙方、還是第三者，和平必須主動去營造而來，想辦法讓彼此以某種操作方式（modus operandi）來達成某種暫時協定。從「建構主義」的觀點來看，真的要長治久安，就必須積極去探究深層的衝突根源，並且嘗試著去重新建立彼此長期的關係。
在台灣，儘管「台灣人權、和平、發展教育聯盟」在2001年底成立，每年舉辦「和平學研討會」，不過，學者對於和平研究還是在摸索之中；儘管學者建議大學成立相關的科系、學程、還是研究中心，然而，還是停留在倡議的階段。相對之下，中國南京大學在英國學者的幫助之下，已經陸續成立相關機構、並出版專書，可以說領先我國。 在短期之內，有關政府單位應該立即著手資源整合的工作，先把相關機構（中央研究院、大學、智庫）的學者結合起來，一方面以國科會的集體計畫進行串聯，一方面以學術研討會、以及學術刊物作交流的平台，以超越目前荒島式、即興式的研究。同時，教育部應該將和平研究作為留學考試的重點科目，積極鼓勵相關學科的學者到外國進修（包括北愛爾蘭、以色列、波斯尼亞、塞浦路斯、以及南非）、或是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譬如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Association的雙年會），並且邀請著名的學者前來講學，以便加速和平研究在國內的移植、以及發展。 就中期而言，我們應該儘快成立跨領域的和平研究中心、學程、課程、系所、學院、甚至於大學：對內而言，讓國內的百姓了解和平的真諦、以及途徑；對外而言，讓台灣成為國際和平研究的發聲中心之一。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才真正有辦法提出讓國人可以接受的和平穩定架構協定草案。當然，長期而言，除了國內的政治齟齬，我們希望能鑽研台灣與中國糾葛的根源、並提出化解彼此衝突的根本之道。 除了研究，學者也可以扮演面對面接觸的促進者（facilitator）。在過去，國內學者嘗試著以二軌的方式與中國交流，或許囿於中國所制約的框架，難有實質的突破。雖然就二階競局而言，究竟要先內後外、還是先外後內，並沒有一定的章法；不過，反躬自省，如果我們內部都無法和顏悅色對話，又如何奢求對外立場的共識？ 如果政黨之間因為選舉的壓力，以致於一時尚難和解，而國人又不習慣以族群作為政治組合的單位，那麼，何妨由學者進行國內自己的二軌接觸，也就是說，在非政府組織的幫助之下，以專業人士的角色嘗試John Burton[1]式的「問題解決工作坊」（problem solving workshop），在不受外部壓力（官方、媒體、輿論）的某個避境場所，探索內部衝突的根源何在，然後，才有可能釐出真正的化解之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