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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正鋒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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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主政治運作的黑盒子 我們先從民主的運作講起，首先跟大家介紹一個model（模型），大概是這樣子：
這是一個「決策」（decision-making）的過程，在決策之前有「輸入」（inputs），再來有「輸出」（outputs）。基本上，這有點像是一個系統，我們放一堆原料進去，然後把它轉換(conversion)，變成一個output出來，那個output就是公共政策，這是大概的情形。我要提醒大家，在輸入到決策之間有三個中介，一個是政黨，現在民主政治是代議政治，是政黨政治，所以政黨是一個當然的中介；再一個就是媒體；還有一個是利益團體、跟社運團體，這兩個團體不一樣，但是很相近，有時候很難區分。輸入項通常有二個，一個是支持（support），一個是要求（demand），這是一般民眾對於政治體系、或者是政治人物的作為。最簡單的「支持」行為就是投票，當然，不只是如此而已，還包括拉票、捐款等等。「要求」通常是針對特定的政策，比如說希望高速公路在嘉義增設交流道，或者是高鐵在嘉義增設站等區域性的要求；當然，還有些比較廣泛性的要求，有時，會有比較個人性的特定要求，譬如，替選民與公家機關接觸。通常，「支持」和「要求」二者是相對的，不會是單向的。輸出項出來的就是所謂的「政策」，再接下來就是要去執行。基本上，這是我們政治體系運作的方式。 總之，這個決策過程就是轉換，就是如何由inputs到outputs，並不是什麼很高深的學問。在政治學發展的早期，這個決策過程往往被視為一個黑盒子，我們不曉得它的情況；但是，隨著民主化，我們會希望這個過程是透明的。除了透明之外，我們學者還有一個重要的角色，就是嘗試著去了解這個過程的運作狀況。 在這個政治體系運作的框架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們很難免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比如說外國的壓力，因為我們不是在一個真空的環境下運作。比如說我們的利率會受到美國聯邦儲備局利率變動的影響；中國人民幣升值與否也會影響我們？這是外部環境的影響。 此外，還有一個無形的因素，就是「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由那裡而來呢？政治文化就是說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究竟甚麼是台灣的政治文化，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做真正的研究，不過，我歸納起來，最重要的就是「敢的拿去吃」(台語)，像叢林一樣，「先說先贏」(台語)。比如說去年（2004）在立委選舉的時候，有人講說好「我今年不選立委，明年我要選縣市長」，真的有人是這樣做承諾的，但是「先說先贏」(台語)，有人選輸了，今年（2005）還是要繼續選縣市長，那麼你怎麼辦，他是國王的人馬，「你自己鼻子摸一摸」(台語)，就只好認了，政治文化就是這樣子。 再來，就是「阿沙力」。所謂的「阿沙力」，意思就是說在協商(negotiate)的時候，大家都馬馬虎虎，比如說為什麼我們現在的立委是225席大家知道嗎？我們未來的國會席次為何要減半？坦白講，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減半，就政治學而言，國會減半是最糟糕的、沒什麼道理可言。同樣地，為什麼是225席呢？因為以前立法院的總席次是164席，但是廢省以後，很多省議員沒地方去(省議員地位很崇高，都是地方派系的大老)，要給他們一些疏洪道(職位)，所以增加席位。那要增加到多少席位呢？當時就有二種說法，一個黨說200席，一個黨說250席，相加除以二，就等於225席，有夠「阿沙力」的。在當時，民進黨主張250席，國民黨主張200席，一般認為在野黨都會希望國會席次多一點，執政黨則會希望席次少一點。 再舉一個例子，當年立法院在通過『兩岸條例』的時候，我剛好去monitor他們制定法案的過程，其中有關於老兵如果去中國大陸，萬一去逝的話，他的中國大陸妻子可以繼承多少財產？一個黨說100萬，一個黨說300萬，而最後協商結果是200萬，這是算數平均而已，所以，在台灣學政治學，不用學太複雜的學問，只要懂得算數就好了。其實，應該還有調和平均數、或是幾合平均數，而且真得要協商的時候，應該是要看實力才對，也就是說，實力比較大的政黨應該傾向他主張的數目，結果並沒有，只用相加除以二就得出結東，就是這樣子「阿沙力」，。 其次，還有一個政治文化就是「靠選票」，你的票比較多的聲音就比較大，票比較少的就要shut up，所以不分區立委沒有說話的空間，因此沒有人要當不分區立委。王金平現在沒有人要理他就是這個原因，馬英九說你再講就考慮把你換掉。 二、公共政策制定的過程 我們接著來看「公共政策」，也就是把上述決策過程推而廣之。通常「公共政策」形成的過程是如何？
在一個「事件」（event）發生了之後，比如說泰勞暴動事件發生了，第一個動作要「認知」（perception），在看到之後，經過你的知覺以判斷以後，也就是加以「定義」（definition），這個事件才會變作「議題」（issue）。一個事件發生以後，有些人可能是視而不見。而一般人往往是選擇性認知，選擇資訊跟我比較相同，或者是同一陣線的；不同陣線的，或不同電台的，大概就不看。「認知」有點像百葉窗，可以全部開起來，可以全部關起來，也可以開45度。這裏就牽涉到，即使看到事件發生以後，可以把認知的過程放在一起，也可以把它延後。就是說要去定義是不是問題，有些人會覺得這件事沒怎麼樣啊，有些人覺得這很嚴重了。 [學員]：18%已經被砍掉了。 18%已經被砍掉了，所以你們會不會覺得怎樣？我先表態一下，我認為這件事因為牽涉到政府的誠信問題，如果過去的政策是錯的，那是牽涉到welfare福利的問題；如果真的要改變的話，要請大法官會議解釋，如果可以的話就去推動。法律通常不可以溯及既往，這是我唸政治學博士以來，沒見過法律是如此訂定。 但是，譬如牽涉到國民黨的黨職轉公職這部分，如果這是不對的，可以直接處理。不過，那還是有討論的空間，譬如在私立大學教書好像沒有退休金、更不用說18%；如果有機會轉到公立學校的話，那退休金轉換算不算合法？以前黨國不分、公私不分，現在，這應該讓法制來決定什麼是公平正義。 最近我又遇到一個例子，牽涉到律師高考的閱卷，因為程序上的問題，我痛恨死了，很多程序彎來彎去，這樣是不太對的。民進黨上台之後破壞了很多制度，我覺得不太好。其中考試院副院長吳容明說，如果你覺得考試院會騙你的話，你就不要來出題。我怎麼會懷疑到考試院會騙我呢？這麼可以這樣呢？你看以後老百姓就會懷疑政府會騙我們，這是完全不好的。 前面所述是法律問題，我再說明一下自己的政治判斷。如果大家覺得農民的老農年金太少，應該要補貼他們的話，應該從其他地方籌措財源。如果台灣的社會可以分為三種人，一是財團，一是公務人員，一是工農的話，那麼，為什麼要拿公務人員的錢來補貼工農呢？不對，應該拿財團的錢。 這就牽涉到「定義」的問題，你看到一個事件的時候，會不會覺得這是一個問題，值得政府出來處理。比如說颱風來了，那些人很高興？老師、學生，還有賣菜的人，做招牌的人都很高興。那些人不高興？氣象局、電信局、電力公司人員；同一件事情的定義不一樣，那看法就會不一樣。因此，「認知」很重要。這牽涉到一個問題，就是資訊通不通暢，而這又牽涉到你的幕僚是不是有能力幫你作資訊的篩選。另外，我覺得看報執政不好，而看民調執政也是不對。報紙的報導是比較聳動的，而民調如流水，領導者針對國家重大政策，應該是要看的比較長遠。 第二個動作就是「匯整」，就是說到底有多少人覺得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如果少數人的話就還好，如果人很多的話，領導者就要去重視這個問題。 再來，第三個動作就是「組織」。如果沒有組織，就沒有力量，人家不會理會你。昨天我到台南東山去，當時有西拉雅七個部落長老要求蘇煥智縣長成立平埔族的委員會，他們用所有人簽名的方式；我跟他們建議說，不如以七個部落長老代表部落簽名，這樣看起來比較有組織。前述政黨、媒體、團體等中介，在「組織」這個過程就很重要。 接下來的第四個動作是「選代表」，通常推選代表，除了私部門團體內部的運作之外，如果在公部門的話就是「選舉」。為什麼要選舉，因為我們目前所實行的民主是代議民主；另外，還有一種是直接民主，例如雅典等小國寡民的國家才能施行。一般來說，人口眾多的國家要實行直接民主很困難，就只有瑞士到現在還在實行直接民主，大事小事都要舉行公民投票。為什麼要選舉，就是因為台灣實行代議政治，所以要選出代表來幫我們表達意見。 再來，第五個動作是「議程設定」(agenda setting)，就是說當你覺得某一事件是國家社會的重大問題必須要解決，那就要把議題提到決策的桌子上，亦即排入議程。例如最近軍購案被程序委員會否決好幾次，無法排入議程；如果沒有排入議程，就永遠沒有討論的機會。通常，立法院在每個會期開始前，各黨團領導人會坐下來協商，看看那些法案要排入議程，如果各黨有共識的法案就會排比較前面。大家還記得有一位柯媽媽嗎？當年，由於兒子被大貨車撞死，她希望推動「汽機車強制保險」。她到立法院去拜託立委時，大家都說會支持，但是都一直排不上議程，就知道這些立委在應付柯媽媽。後來她就在立法院前面擺一張桌子，把那些反對強制保險立委(她認為這些立委跟大貨車業者勾結)的名字寫在神主排上頭，照三頓飯拜拜。後來，有一次她跑到仁愛路國民黨舊中央黨部去靜坐，當時的國民黨黨主席李登輝覺得她相當的有毅力，於是透過國民黨立院黨團推動此法案。記得，當主席的人很重要，就在於他決定議程的順序，有的主席還會以忘記來拖延議案；其實，在學校開會也是如此，有些主席老是會忘了把重要的議題列入議程。 再來，第六個動作就是「規劃」。規劃很重要，某一政策你覺得應該怎樣推動，但是要告訴政府該怎麼做。例如教師們如果覺得某項政策該怎麼做，光是向立委陳述，他們是不會瞭解的，所以規劃很重要，要將完整的做法規劃給他們。通常規劃的來源有三，首先，比較好的來源是社運團體或者是利益團體，他們知道具體的方向為何，通常他們有自己的立場。其次，是官僚體系，他們應該也要對某項政策有基本的立場；不過，官僚體系通常關心的是他們自己的生存，所以比較保守，不會主動來關心解決問題，除非這個問題影響到他們的生存。第三是國會，不過，通常在總統制下的國會會比較強勢，例如美國國會，因為他們二者要互相牽制；譬如美國國會圖書館，館藏的資源相當的豐富，館中還有很多的研究人員。 第七個動作是「合法化」，簡單說就是「投票」，這個過程當中就牽涉到政黨之間的合縱連橫。一般來說，法案的通過至少要過半數，而修憲案則要三分之二絕對多數。 接下來第八個動作是「預算」，一個政治人物如果說要做什麼事，但若沒有交代到底錢要從那裏來，那就是在騙民眾。例如我在美國唸書時，那時美國總統雷根在推動星戰計劃，但是他跑到佛州時就跟退休的老人說，他絕對尊重老人的福利，跑到大學校園裡頭，又說他是重視教育的總統，然後，他又說他絕對不會加稅，那錢從那裏來？ 接下來一步動作就是「執行」，通常執行是由公家單位來做，有時候會委辦。為什麼要委辦？有時候一些短期的政策，政府要成立新單位，要硬體設施與人員，不符合成本，所以採取委辦。例如在美國每個州的監理所是由該州執政黨去經營，因為政黨沒有黨營機構，所以讓政黨收取費用。 接下來執行之後就是要「評估」，台灣的評估做的很不好。這裏有兩個概念，一個是effective，一個是efficient，前者指的是有效與否，意思是說這樣的政策能否解決這個的問題？後者指的是效率，通常是指成本比，台灣在做評估時都是只看執行率，亦即花錢的能力，有沒有效果是另外一回事。我覺得台灣的審計單位做的不是很好，最近每年都有經費多達幾十億的造林的工程，為什麼要造林呢？因為要做好水土保持、讓空氣清新。我太太在台大農經系教書，她有一次去考察造林，覺得每年幾十億的經費撥下去，但是看不出效果。問公家單位為什麼要造林，因為根據我們認為種樹應該會改變，那結果如何並不曉得。沒有做評估的執行是浪費的。 「評估」以後，接下來要做的就是adjustment(調整)，如果這個政策已經完成了，發生錯誤的話就把這個政策停下來，有可能需要做調整，稍微在調整一下。例如「建構式數學」，到底這是誰的錯誤？不久前，在一個會議裏，吳京講說原來「建構式數學」是在他任內通過的，他當部長的時候都不知道他通過這個政策，那責任是誰的？沒有人去追究，過去就船過水無痕。還有最近不是在推動二次金改，這是因為一次金改造成銀行太多了，為什麼會造成銀行太多了呢？當時是王建煊擔任財政部長，他希望如此所以就做了，那當時王建煊做這個政策到底對不對，沒有人知道，反正錢用了沒事就好。沒有評估就一直做下去，為得就是選舉，而選舉就是為了贏得政權，贏得政權為得就是贏得預算權，就是為了花錢而已。 以上是整個政治運作大概的方式。 三、決策的模式
決策大概有二個模式，一個是理性模型（rational choice理性選擇），一個是漸進（incremental）模型。就我的考察西方國家的決策模式一般屬於理性模型，而台灣則屬於漸進模型。所謂理性模型，就是在做決策的時候會考察好幾個方案，計算其成本跟效益的百分比，然後找一個最適當的方案。所謂漸進模型，就是決策時是根據原來的政策稍微做調整，慢慢的調整，這叫做「摸著石頭過河」。這兩個模型各有各的優缺點，理性模型是比較好的模式，但是有其限制，不太合乎某些狀況。例如有些時候做決策的時間很短，不可能將所有可能的方案均列出，例如台海發生飛彈危機的時候，台灣反應的時間只有三分鐘左右，這時就無法做各種方案的評估。另外，有時候後果無法判斷；有時候是資訊太少；有時候是資訊太多，都會影響我們做理性判斷。當然如果平常準備多一點方案，會比較好。一般的人都會用漸進模型，這是比較安全的方式，政治成本比較低，決策出了差錯不會有大災難。
這裏還牽涉到人的因素，人在決策時會有一種satisficing的特色，通常一般人不會把所有可能的方案都做評估，大多只有找一個感到滿足的方案即可。例如一般人在找工作時，都希望錢多、事少、離家近。最好的工作應該用理性選擇來加以抉擇，但是有些人家裏有些錢，所以選擇事少；有些人則是要錢多，要儲蓄結婚基金；有些人則是要離家近，因為父母身體不佳。所以每個人的satisficing不一樣。 再舉一個例子，就是選舉制度，台灣的立委選舉制度以前只有區域立委，後來才有不分區立委，包括政黨跟僑選立委（1992年的第2屆以後）。目前的區域立委選制是SNTV（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單記非讓渡投票制），每個選區大致是複數選區，一個選民一票，由最高票的人當選。這樣的制度是造成台灣選舉買票、派系等等選風敗壞的主要原因，目前全世界只有台灣還在使用這種制度，以前日本、韓國也有使用過，有一位研究選舉制度很有名的學者Lijphart認為這種制度適合民智未開的國家。前一陣子，台灣在討論要改革選舉制度，主要的改革方向有二個選項，世界上的選舉制度主要可區分為這二項。一是單一選區多數決，是指在一個選舉區內只有一個議員，由獲得較多數票的候選人當選，例如美國國會選舉制度－單一選區得票最高者當選，而台灣的總統選舉制度也是如此；一般而言，這種選舉制度比較有利於兩黨制。另外一種是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這種選制比較容易形成多黨制。這兩種選制各有優缺點，兩黨制政局會比較穩定，但是易形成兩黨壟斷；多黨制的話少數族群會有代表，但是其缺點是容易形成聯合政府，需長期協商形成。但是台灣最後選擇的制度不是前者也不是後者，而是把區域立委改成單一選區多數決制，而不分區立委仍舊是比例代表制。為什麼會如此？因為制度的改變牽涉到朝野的精英，他們已經適應了原有制度（SNTV）的遊戲規則；而比例代表制比較適合內閣制的國家，像德國那麼成熟的民主政治要組成聯合內閣都要爭論很久，台灣的政治並不成熟，藍綠之間的爭吵已經有六、七年，沒有解決的現象。所以，最後決定改變一點點就好，這就是所謂的漸進模式。
但是漸進模型有其缺點，如果制度本身已不可行，再怎麼修改也沒有用。當然，漸進成本或許其政治成本比較低，不過，有時候會失之於保守。例如這次國會減半，台灣政界當時的想法是，因為立法院各委員會的出席率很糟糕，如果委員減半以後，出席率會比較好：其實台灣選民對立法院的表現不滿，但是對立法委員的印象還不錯，因為有服務就有票。然而，就我個人的判斷，如果現在一百個立委都很爛，減一半還是很爛，好的立委搞不好還選不上，所以，國會減半的邏輯有問題。然而，為什麼會有如此「頭痛醫腳、腳痛醫頭」的作法呢？因為他們認為整個改變的話，政治成本太高，他們不願意付出。 四、民意的功能
接下來講的是民意與輿論之間的關係，有幾個名詞必須先區分。民意（public opinion）比較簡單，顧名思義，是指民眾對於公共政策、或是公共議題的看法；而輿論是精英對於公共政策、公共議題的看法。這兩者不一定相等。
輿論通常籍由媒體報導展現，但是媒體報導並不一定正確（上扣應節目有所謂的三不政策，也就是不準備、不記得、不負責）。我看到太多媒體和學者受到權力、金錢的誘惑，因為台灣的公民社會還沒有形成。就民主社會而言，通常都會希望由民意來影響政策的形成，就規範上來說也應該是如此。但是，事實上民意通常是經由精英的教導而展現，有些精英會直接跟民眾說該怎麼做；還有些比較聰明的精英是跟民眾做一大堆分析，然後結論再由民眾自行決定，但事實上他已經誘導民眾往某個方向判斷。這種誘導往往是透過媒體進行傳播或溝通，這種方式通常會讓民眾認為這些精英是在聽民眾的意見，其實，是民眾在聽精英的意見。精英操弄民眾背後可能的意涵有三，一是在於精英往往不願意民眾知道太多詳情，他們會告訴民眾經過選擇性的事實。二是精英們認為民眾的智能不足，對於過去發生的事很快就會忘記。最重要是第三個意涵，就是老百姓不關心公共議題：這有二個理由，一是部分民眾比較窮因，忙著關心生計問題，沒有時間關心公共議題，這可以理解；另一個理由就是部分民眾逐漸疏離政治，他們認為反正都這麼爛，幹嘛去關心呢？這就造成政治持續由爛人繼續掌控。另一方面，雖然一般情況由民意來影響政策是正確的，但是有時候有些政策是需要做長遠的規劃，不能跟隨民意隨便轉換。而通常政治家跟政客的差別就在於，政客是跟著民意轉變，而政治家則是看的比較長遠，在其看法與民意不同時，會站出來跟民眾表達反對。 五、民意調查的方式 民意通常有下列三種分布的方式：
第一種是中間民意，對於某公共議題大多數民眾是持中間態度，居於兩極化意見的民眾較少(如圖1)。第二種是兩極化的民意，民眾對某公共議題的意見呈現兩極化現象(圖2)。第三種是比較常見的有共識的民意，民眾對某公共議題持大多數贊成，或大多數反對的態度(圖3、4) 。最近幾年，我們認為台灣的民意應屬於第一種，這是錯誤的。大部分大是大非議題的民意是屬於第三種。如果一個國家在大部分議題上都呈現兩極化現象的話，那這個國家乾脆分裂算了。
通常我們在做民意調查的時候，往往必須去小心處理三個問題，一個是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的問題，一個是效度（validity）的問題，一個是信度（reliability）的問題。代表性牽涉到抽樣的過程，亦即有無採取隨機抽樣的方式，例如美國戰後首次總統大選杜威對上杜魯門，當時民調均判斷杜威會贏，但當時兩者的民調一直在拉距之中，大多數報紙均不敢下結論，然而《芝加哥論壇報》在選前一天根據民調宣布杜威會贏，選舉結果卻是杜魯門贏，原因在於芝加哥論壇報所根據民調的抽樣樣本是《讀者文摘》的讀者，這群讀者是最保守的份子。現在抽樣的問題主要在於抽樣的時間和方式等等。此外還牽涉到民調工作者的道德問題，台灣從事民調工作的人有三類，一是學者，二是公關公司，三是政黨，有部分不肖的學者或研究生與政治人物合作，使用假的民調對外宣傳，甚至他們作民調的目的在於調查某住戶的政治立場，以做為催票的資料，這是嚴重違反專業道德的行為。效度是指民調時所問的問題能不能真正反應原本的疑問，例如「你是不是台灣人？」這問題，究竟是要詢問受訪者是本省人？閩南人？還是中華民國國民？這個問題無法讓人瞭解它真正想要問的是什麼。信度是指民調的問卷穩定與否，用同樣的問卷去尋問同一個人是否會有不一樣的回答？通常受過專業訓練的人都可以適當的處理上述三個問題。
接著是「假民調」問題，第一種假民調是政論節目所做付費扣應的統計，這種資料不能代表民調，因為不同政論節目收視群的政治立場不同，其抽樣就有問題。第二種假民調是讀者投書，因為這些讀者有較積極參與政治的熱情。 六、善用民調
接下來我要提醒各位，我們要做一位良好的民調消費者，如果認為民調不公正就不接受民調，這是因噎廢食，我們反而要要求民調工作者自我約束。同時我們在觀看民調結果時要去觀察那一個單位所做的民調比較準確。其實民調界的工作者都知道誰做的民調比較好。現在民調工作最大的問題在於民眾不信任民調，首先是拒訪率太高，以致於影響民調的結論。其次是民眾會誤導民調單位。最後是民眾會受民調單位問題的誘導，民調問題的用字遣詞，字詞的順序等等都會影響到民眾對於問題的答案。如果民眾有專業素養，或者比較有道德感，就不會受到這些民調單位技術性的誘導的影響。 七、問題與回答 學員︰最近報紙上常看到執政黨強調依法行政，這次研討會課綱第68頁，單元三「政府與民主政治」，主題四「政府運作的基本原則」下提到「法治原則與依法行政」。可否請施教授就政治學的專業立場，說明依法行政的根據，以及其跟民意的差距為何？ 施教授︰民主有一個重要的原則就是法治，照規矩辦事。「依法行政」有正反兩個意義，正面是「照規矩來」，負面就是「這不關我的事，法律就這麼規定」。基本上，我是同意依法行政。但是如果法律錯誤的話，要怎麼處理？就是要積極的推動修改法律。但是台灣的法律體系是屬於大陸法系。海洋法系（英美法系、習慣法系）的原則是法律沒有規定不可以的行為都可以做，而大陸法系的原則是法律沒有規定可以的行為都不可以去做。中國的情況是法律有規定可以的行為都不可以去做，而台灣的情況是有辦法的人就沒有犯法的問題，有關係的人犯法也沒有關係，沒有關係的人犯法就有關係；我們的法律規定是參考用的，就好像南部的紅綠燈。其實，訂定法律規定就要嚴格去執行，但是台灣都不去嚴格執行。海洋法系國家的法院大都有釋憲的功能，即審查法律，例如美國，法官會主動出來解釋某某法律或規定是錯誤的；但是台灣屬大陸法系，法官不會主動出來解釋法律，除非政治人物申請釋憲，然而台灣的大法官一般不會正面解決釋憲問題。 學員︰請問出口民調的優缺點，台灣適合做出口民調嗎？ 施教授︰出口民調（exit
poll）在美國運用的很頻繁，在選民投完票後即對其進行民調。出口民調的優點，在於結果馬上可以知道，一般的民調通常要進行半年之久。其最大的缺點在於調查的結果會影響到其他選區的投票者，例如美國東區出口民調公布時，西區的投票尚未結束。台灣規定不可以做出口民調，我覺得有點奇怪，因為台灣沒有時差問題。但是我有看到部分電視台私下所做的出口民調，我是覺得台灣的選民還是不相信民調，會誤導民調，所以在台灣做出口民調的環境還不是很成熟。這是台灣政治文化的問題，而不是出口民調的問題。 學員︰大眾傳播媒體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我們也發現台灣民意對政策的制定影響很大，而民意又主要受到政黨的影響。就您剛剛的定義，民意與輿論不同，但我覺得現在的民意與輿論差不多。請問以專家的角色，您怎麼解釋這樣的現象。 施教授︰如果台灣的民意與輿論相同的話，那麼台灣社會就實在很糟糕，也就是台灣的民眾很被動，專家給民眾什麼資訊，民眾就接收。我們可以發現，台灣的民調比國家還厲害，不是不給民眾資訊，而是試圖誤導民眾；還好，我們的百姓並沒有被騙。又如，由於台灣南北的主流民意也有不同，選民再接受民調訪問之際，也會有所保留。而且，媒體的輿論和非媒體的民意不能一概而論，就如同國民黨統治時期，很多人白天是國民黨員，而晚上卻是黨外支持者。我們必須承認台灣媒體以支持泛藍者居多，其中三立是「西瓜派」，汪笨湖的節目比較綠一點，但是他對泛綠政治人物批評得很嚴厲。問題是，過去民進黨對媒體有一種無法曝光的焦慮，現在坦白說，陳水扁對媒體的掌控並不是很嚴重。當然，泛藍媒體會抓執政黨的弊案，但是可能有時候是民進黨內部政策協調出了更大的問題。我覺得民進黨有三個三角習題要面對，第一個是三黨不過半，這是選舉制度的問題。第二個是行政部門、立法院黨團跟中央黨部之間的協調。第三個是行政部門的三角習題，總統、行政院長跟部會首長之間的協調。例如總統府、行政院跟陸委會的看法有時候都不一樣，不久前對於人民幣是否應該在金馬地區兌換，行政院長謝長廷本來在媒體上說會開放，但不久，陸委會吳昭燮卻說不可以開放兌換，彷彿是在總統的受意下而有不同看法。媒體、在野黨一定會抓執政黨的小辮子，在野黨不能主導政策，就只能找執政黨的麻煩。執政黨內部如果不能協調，就會給在野黨批評的機會。這裏還牽涉到民進黨本身的結構，因為它剛開始形成是以派系為主。在野的時候派系林立有一個好處，就是這些派系在政治光譜上各不相同，但總有一個派系會生存下來。但執政的時候不能再維持這種情況，目前民進黨最大的危機是很多人等著看阿扁的笑話。我想媒體是沒有錯啦。 學員︰嘉義輔仁中學，一開始在跟學生講述台灣的中央政府體制的時候，都會提到西方是三權分立，台灣是五權分立。後來又會談到精省、廢除國民大會的過程。是不是台灣中央政府體制改革是屬於漸進式的改革？而這樣的政府體制在台灣的未來發展是如何？ 施教授︰台灣過去幾次的修憲有幾個特色，第一個是國會定期選舉正常化，第二個是總統直選，當然還有一些權力鬥爭，例如凍省。其實這幾次修憲並沒有處理到中央政府體制問題，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如統籌分配款、地方政府層級)也都沒有講清楚。就中央政府體制而言，我覺得五權分立並不是最大的問題，一般考試權是放在行政部門，而監察權是放在立法部門。最重要的是政府的體制是總統制？內閣制？還是雙首長制？各種制度各有特色，並不是大雜匯。我們一直試圖將世界上最好的制度都放到台灣實施，這是台灣目前最大的問題。台灣目前的中央政府體制是1997年修憲後的體制，當時如果要修憲成為總統制，所面臨最大的問題是，總統制下的總統有政策決定權，對國會的決議案有否決權，但是國會2/3多數決議的話，總統就必須遵守。但是1997年修憲卻規定1/2，有點像內閣制，為什麼要這樣修憲呢？這就牽涉到很大的哲學，因為當時民進黨沒有想到會執政，以此規定來刁難國民黨。以後不管誰來當總統，這樣的憲政體制是很難運作的，因為權責不清楚。 * 引言於國立台南第一高級中學公民與社會學科中心主辦「南區公民與社會科教師進階研習營」， 2005/11/14-16，台南，國立台南第一高級中學。感謝召集人張逸群校長的邀言，以及洪慧瑩老師的引言稿整理；不過，稿責還是在作者本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