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如何來達成和平？如果從國際關係的學派來看，理想主義者相信可以透過國際制度／機構的設立，鼓勵國家之間相互合作，譬如國際聯盟、以及聯合國；甚至於，有人主張成立世界政府、或是世界性的聯邦體制。現實主義則者認為，在國際社會呈無政府狀態的情況下，戰爭、以及衝突就像下雨一樣，有時下雨、有時天情，沒有特別的地方，國家能作的就是尋求自保，以武力來進行嚇阻。持建構主義者則強調如何去了解國家認同、國家利益、以及國家安全的形成。 具體而言，我們可以進一步將獲致和平的途徑歸納成三大類：起碼的目標是如何保持現狀，特別是在衝突發生以後，如何避免近一步惡化，也就是「維持和平」(peace-keeping)，或是如何「恢復和平」(peace-restoring)；這是要依賴他人來義助，譬如聯合國派軍。比較主動的作法是要「營造和平」(peace-making)，積極降低彼此的敵意，想辦法建立和諧的關係，甚至於不惜改變現狀，全力「建構和平」(peace-building)。 我們以「正面和平／負面和平」、以及「政府／民間」兩個軸線，稍微修正Chadwick Alger
(1999) 的鋪陳方式，將這些途徑分列在四個象限。我們從附圖中可以看出來，和平途徑的發展，大致是由政府間所追求的負面和平，逐漸轉向為由民間來進行正面和平。不過，當前謀求和平的方式，還是集中在政府的努力；在1990年代，雖然有人道干預、預防外交等新途徑出現，在本質上，還是比較著重在傳統的負面和平（第三象限）。我們以為，教會比較能發揮的是位於第一、二向限的非傳統途徑。在這裡，我們將先介紹傳統上由政府來著手的和平途徑，再來回頭考察非武力國防的意義。 一、外交談判 (diplomacy、negotiation、bargain) 外交談判是國家之間最早嘗試的求和手段，也就是透過國家代表作交涉，亦即官方的「單軌外交」(track one
diplomacy)，甚至於由元首親自出馬召開高峰會議，以雙邊、或多邊的方式協商如何避免戰爭、或是解決衝突。不過，談判並不一定保證和平，尤其是在雙方實力不對稱之下，和解的條件往往是不平等的。從歷史經驗來看，互不侵犯條約往往是以時間換取空間的權宜作法，而屈辱的和平條約更是醞釀更大衝突的寧靜前夜。不過，透過正式、或非正式的協商管道，敵對的雙方可以設立「信心建立機制」(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CBM)，想辦法降低彼此緊張的狀態，確保軍事關係的穩定、軍事政策的透明、以及軍事演習的通告，尤其是熱線的設置，以避免情報研判錯誤而開戰。 二、合縱連橫 (balance of power) Balance of power是一個歧議的概念，既指和平的策略（合縱連橫），也代表某種和平的境界（均勢平衡）。對於服膺現實主義者來說，國家安全決定於實力 (power)，具體的作為則在如何於近似無政府狀態的國際体系中，如何透過「合縱連橫」來建立、或是維持「均勢平衡」的狀態、或體系。具體而言，如果不是想辦法來提高自己的軍備，再不就是要去追求軍事同盟 (alliance) 來取得均衡 (equilibrium)。這個策略起碼是用來嚇阻潛在的侵略者，甚至於要用來防止任何強權獨大，以求得戰爭的避免。譬如戰後由於美、蘇之間的相互制衡，所以國際間並沒有大型的戰爭發生，因此，人類得以避免全球性的戰爭。 然而，過去五十年間，區域性戰爭（譬如韓戰、越戰）、或是代理人式的戰爭（譬如安哥拉內戰）不斷發生，並沒有真正的和平。此外，敵對的雙方相互猜忌，為了想要制衡、甚或超越對方，往往會投入過多的資源在軍事方面，反而會造成武器競賽 (arms race)，終究會導致戰爭，譬如一次大戰的爆發。即使沒有戰爭，國家資源也會因為部門失衡而有害經濟發展。 三、集體安全 (collective security) 集體安全的概念源於Woodrow Wilson，倡議者認為如果能透過全球性、或區域性安全機制的建立，當發生侵略行為之際，可以藉著政治、經濟、或軍事制裁 (sanction) 來對侵略者當頭棒喝，以確保成員國家的領土完整、以及獨立主權，因此，光是擊鼓鳴之就有嚇阻擴張主義的功能。集體安全介於世界政府的集中權力、以及均勢平衡的全力分散。集體安全的理念被國際聯盟正式採納，戰後，並為聯合國強化沿用；聯軍在韓戰、以及波斯灣戰爭中出兵，就是集體安全的明證。問題是，並非所有的國家都願意加入蘊含此一機制的國際組織，譬如美國並未參加國際聯盟。如果侵略者是自己的盟邦、或是巨鄰，成員國是否願意共襄盛舉？譬如義大利入侵衣索匹亞、日本進軍滿洲之際，國際聯盟束手無策；同樣地，蘇聯入侵芬蘭、及阿富汗，也未遭到懲處。此外，在以暴制暴的精神下，戰爭規模也有擴大的可能。 四、和平調解 (peaceful settlement、dispute settlement) 和平調解是指當衝突發生之際，雖然雙方循外交途徑失效，卻同意由第三者介入，以避免衝突繼續惡化、或是兵戎相見。常見的調解方式有派遣調人(good office)、進行調查 (inquiry)、調停 (mediation)、斡旋 (conciliation)、仲裁 (arbitration)、或是司法裁決 (judicial settlement)。從國際聯盟到聯合國的憲章，都有具體的條文來規範和平調解的程序，尤其是後者。目前，聯合國的安理會有建議和平調解的權限，不過，它的建議是否會被當事國接受，頂多只能仰賴公開辯論所帶動的國際輿論壓力；如果安理會成員意見分歧，調解勢必要被迫停頓；此外，如果涉及強權，安理會也缺乏強制執行的能力。當然，大會也可以作出和平調解的建議案，然而，由於人多口雜，論壇的意義大於實質的決策。儘管如此，聯合國秘書長往往可以積極地擔任調人。從中東、波斯尼亞、到北愛爾蘭的和平協定，美國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特別是國家元首親自出馬。 五、廢武裁軍 (disarmament/arms
control) 廢武是指廢除現有武器、並且不再購買新的軍備；不過，通常是由戰勝國要求戰敗國進行廢武，以防止後者重整軍備。而裁軍、或是限武透過國際協定來規範武器的發展、儲存、或使用，或是限制軍事預算。廣義來看，兩個名詞往往交替使用做，譬如「全面限武」就是「廢武」。廢武的理由很簡單：既然武器競賽是造成國家戰爭的來源，如果沒有武器，就不會有戰爭、或至少降低戰爭的機會，以可以避免「安全困境」，進而建立彼此互信的氣氛，因此，就有助於和平的取得。我們必須指出，主張裁軍廢武的人並未宣稱從此就可以消弭戰爭，而是如果不幸戰爭，至少可以降低彼此傷亡的人數；尤其是對於核武限制，可以避免「相互保證毀滅」(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即MAD)。 裁軍廢武是國際聯盟促成和平的主要途徑，並在1930年代達成不少協定。從過去的經驗來看，裁軍廢武與和平條約一樣，很可能是為了對付主要敵人的權宜之計，因此，短暫的和平或許只是假象。而戰敗國往往會視硬加諸身的裁軍廢武為民族羞辱，反而會激起報復性的反彈，譬如一次大戰後的德國。而宋襄公式的片面自廢武功，即使用意不在求饒 (appeasement)，往往會招致宿敵趁機挑釁，譬如伊朗於1979年革命後將低軍事開銷，伊拉克藉機入侵。最大的挑戰在於人們並不相信是「武器導致戰爭」，而是「為了戰爭而準備武器」。 六、功能主義 (functionalism) 功能主義是聯合國創新的和平途徑，希望透過國與國之間的合作，來共同解決共同的社、經，因此特別設立了「經濟暨社會理事會」(ECOSOC)。根據David Mitrany揭櫫的功能主義，和平的真諦除了要降低國與國之間的衝突外，更要求基本需求的滿足、以及公共福利的創造；為了要提高治理 (governance) 的效能，技術官僚有必要作功能上的合作。大體而言，功能主義的首要目標是追求經濟合作（或統合）。 七、自決 (self-determination) 自決是人們想要掌握自己的前途、想要自由、不想被人宰制的期待；簡而言之，自決權是指人們有權決定自己在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文化上的安排。民族自決權 (right to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是「天經地義」(inherent) 的權利，而非他人「授與」(delegated) 的，也非「引申而來」(derived) 的。具體而言，只要一群人認為自己是一個個民族，相信彼此的集體福祉必須透過國家的享有來保障，也就是想要有自己的國家，就不應該被壓制；一旦他們的自決權被剝奪，衝突是不可避免的。 民族自決權雖然被視為普世的原則，然而，它的實踐往往是高度選擇性的，甚至於是強權用來瓦解對手的工具，譬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的奧匈帝國、以及奧圖曼土耳其。相對地，具有侵略性的國家也會利用解放居住在他國的同胞為由，搶行入侵鄰國的領土，譬如希特勒佔領捷克的蘇得台地、以及塞爾維亞人的八爪魚般擴張。在冷戰結束以來，雖然美、蘇之間意識型態之爭終告結束，地區性的衝突卻未因此停止，特別是與族群 (ethnicity) 或民族 (nation) 相關的衝突往往演變為兵戎相見。因此，不少人視民族自決、以及民族主義 (nationalism) 為邪惡之物。其實，民族主義的起源是正面的思考，推動者相信這是人類走向和平的途徑，問題出在實踐者的手段為何。 八、人權 (human rights) 人權是人們獲致和平的必要條件；一個沒有人權的社會，即使沒有流血衝突，也不能算是有和平。再來，政府如果壓抑人權，其涉外行為會傾向於比較好戰。當然，隨著國際潮流不能忍受「人權為內政」的看法，如果境內的少數族群遭受人權迫害，國際社會很有可能進行人道干預。人權是聯合國所獨創的和平途徑，憲章上明文指出人權的推動，是國與國之間維持和平關係的所必需。如果我們把自決權也納入人權的範疇，那麼，這裡關心的已進入正面和平。 九、維持和平 (peacekeeping) 維持和平是指在取得交戰雙方的同意下，由聯合國派遣部隊執行停火、並且居間設置非武裝走廊，以防止衝突繼續惡化，有點警察的角色。維和部隊通常只配備防衛性的輕型武器，由國際形象看來比較中立的國家出兵，譬如瑞典、加拿大。不過，由於維和行動必須先獲得安理會授權，萬一有任何常任理事國杯葛，部隊就不能成行；而後勤支援、以及財政負擔，也是成功與否的先決條件。由於美、蘇之間在冷戰間的敵對，大大限制了集體安全制度的運用，因此，維持和平機制的出現是一種妥協，純粹是為了阻止衝突、遏阻戰爭，原先並沒有懲處侵略者的意味，比較能被相關者接受。如果雙方能終於冷靜下來，才可能進一步促成談判，維和行動往往也是和平調解的必要條件之一。除了聯合國外，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 (OSCE)、以及美洲國家組織 (OAS) 也都採取維和行動過。 十、經濟發展 (economic development) 雖然殖民地在戰後紛紛獨立，然而，第三世界縱使沒有戰爭、或流血，依然普遍貧困如故，甚至於連百姓起碼的溫飽需求都無法滿足，因此，作為和平的途徑，經濟發展可以促進正面和平的獲致。儘管各國的政治領袖大致都會想要追求經濟發展，然而，並非所有的發展模式都有利和平的滋生。根據主流的發展模式，現代化／工業化的最大阻礙在傳統部門，因此，如何透過壓低農產品價格（特別是糧食）、抬高生產因素（譬如農藥），以便將剩餘的勞力驅策到現代部門擔任廉價的勞工，幾乎是成功的不外法門。在這樣的過程，即使農民未經歷直接暴力的強制驅離，卻必須因為結構性暴力而流離他鄉、卑微地尋找就業機會；面對廉價的工資、惡劣的工作環境，即使不再一貧如洗，也不免要覺得心理疏離、以及文化異化。如果在威權獨裁國家，政府往往會以國家發展為由，來進行政治壓迫、剝奪人權。相對的，如果依據另類發展的觀點來看，經濟發展不等於工業化，還要看各國的條件、及特色。 十一、經濟平等 (economic equity) 儘管第三世界國家致力經濟發展，南北之間的差距如故；問題出在國際經濟結構的不平等是由富國所建構，唯有作全球性的結構改造，第三世界才能真正取得經濟平等。因此，他們組成「七七集團」(Group 77)，以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UNCTAD) 為論壇來推動「新國際經濟秩序」(NIEO)，要求西方國家增加經援、展延外債、轉移科技、開放市場、穩定價格、以及約束多國公司等等。 十二、資訊平等 (communication equity) 資訊平等是由經濟平等衍生而來，都是追求正面和平的途徑。第三世界關心如何改造國際資訊（傳媒）體系，希望能擺脫西方國家操縱的媒體，讓北半球的人們能真正了解他們的訴求，特別是建立「新國際資訊秩序」(NIIO)。對南半球的領導者來說，資訊科技是他們追求經濟、社會、及文化發展所需，卻遭到北半球所壟斷，譬如衛星設施；他們以為，在「資訊自由流通」的障眼法之下，西方國家刻意將其文化、以及市場經濟的價值強硬推銷給他們，甚至於惡意地貶抑第三世界的觀點。他們相信唯有改造國際資訊體系的結構，才可能促進彼此的了解，最後達到和平的境界。 透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的推動，他們主張的資訊平等就是要求「負責的媒體」、以及「平衡資訊地流通」。相對的，西方國家以為第三世界大多是獨裁國家，媒體工具往往被獨裁者所控制，而「新國際資訊秩序」只不過是他們想要抵制西方媒體進入的藉口。 十三、生態平衡 (ecological balance) 和平研究學者對於生態／環境的關心，可以由幾個層面來看：首先，環境可以視為最高的分析層次（在國際體系之上），又可以當作和平概念深化的一個境界，當然，也可以從「綜合性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 的角度來看「環境安全」，也就是把來自環境場域的威脅視為追求和平的障礙；我們在這裡則將生態平衡當作追求和平的工具。 隨著工業化的發展，除了環境污染以外，溫室效果、臭氧氣層破裂、生物多樣性減少、森林砍伐、土壤流失、以及缺水等議題也開始挑戰人類生存，環保運動逐漸興起。聯合國從1960年代中開始關注生態平衡，並在1972年於斯哥多摩爾舉辦「人類與環境會議」，設立「環境計劃」(UNEP)；在1992年於里約熱內盧舉行「環境與發展會議」(UNCED)，成立「永續發展委員會」(CSD) 來推動。站在第三世界國家的立場，地球的污染源主要來自西方國家，他們自然要負起清除污染的責任；其次，他們抱怨西方國家不應該以環保的高標準，來剝奪他們經濟發展的機會；當然，他們也期待西方國家能慷慨助其追求永續發展。 十四、共同財治理 (governance for commons) 共同財治理是生態平衡的進一步延伸，關心如何合理地使用人類的共同財產，包括海洋、大氣層、南極、以及外太空，是指超越現有國家領土的管轄部分。共同財又可細分為國際共同財、以及全球性共同財；前者指由幾個國家共享資源，譬如地中海，後者指所有國家都可以使用，譬如外太空。從公共財 (public goods) 的角度來看，最大的傷害來自於私心自用、以及短視，造成無可挽回的悲劇，譬如北歐國家的森林、以及湖泊，被英國煙囪排氣所製造的酸雨所害。隨著科技進步日新月異，除了傳統的國與國之間領海問題、以及漁獲糾紛，海洋生態面對油井鑽探、海床礦產開採、廢棄物沉置、甚至於核武試爆等挑戰；大氣層、以及南極也有類似的議題，亟待世界性的協調合作。 就正面和平的推動來看，海洋共同財的治理最有成效；經過10年的協商，聯合國終於在1982年完成『海洋法條約』，並且成立專門的「國際海床機構」(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 負責，提供解決紛爭的多種途徑，包括裁決、或仲裁等等方式。如先前提即限武時所述，列強對於核子武器的試爆、以及部署已有初步的共識，並且簽署了一些條約；南極、以及外太空也有條約建制。 十五、人道干預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人道干預是指當某國發生嚴重侵犯人權的時候，特別是對少數族群／民族的集體屠殺之際，他國以武力強制介入危機地區來保護無辜的平民，特別是在發生內戰之際，譬如聯合國派兵前往海地、盧安達、索馬利亞、波斯尼亞、以及伊拉克（保護庫德人），或是北約 (NATO) 在柯索沃，坦桑尼亞進入烏干達推翻阿敏暴政。由於人道干預行動的目標很可能是交戰團體，特別是在內戰的情況下，此時，很可能就無法取得雙方都同意，也因此，和平的考量往往超越聯合國憲章第第2條揭櫫的主權平等、領土完整、政治獨立（不干涉內政）等原則；這也是為何俄羅斯、及中國對於聯合國在前南斯拉夫作維和行動的保留。不過，學者大致認為，在人道（保護生命）的考量下，公平、及中立的原則，甚至於地主國的同意就比較不是問題，特別是在國際輿論壓力下。 十六、預防外交 (preventive diplomacy) 進入1990年代，聯合國前秘書長蓋里積極推動「預防性外交」，也就是在衝突發生前以軍事力量強力預防，比如聯軍在馬其頓獨立後進駐，成功防止鄰國可能採取的敵對行動。其實，從1980年代末期起，維和行動／人道干預已經提昇為「強制執行和平」(peace enforcement)，也就是試圖超越中立者的立場，傾向於願意清除破壞和平的因素，尤其是在發生嚴重殺戮、甚至於滅族的情況下，譬如追捕軍閥（索馬利亞）、戰犯（波斯尼亞）。我們可以說，預防外交是和平解決的進一步推動，也可以視為維持和平／人道干預的擴大解釋，也就是說，在衝突發生後，希望能藉外力來「處理衝突」(conflict
management) 外，能進一步「轉換衝突」(conflict
transformation)，甚至於「化解衝突」(conflict
resolution)，以便達到「衝突預防」(conflict
prevention) 的目標。如此一來，維持和平的任務除了安排停火外，還要擴及恢復治安（科索沃）、協助重建（索馬利亞）、監督民主化（海地、柬埔寨）、甚至於輔導獨立建國（那密比亞）。 十七、二軌外交 (track II diplomacy) 二軌外交是指運用民間、學界、或是非政府組織等多重管道，藉著兼顧民間學者、以及非官方身份者的私下交流，促成敵對兩邊的對話，希望彼此能嘗試著去瞭解對方的思維與立場；即使不一定能化解衝突，至少也可避免因為誤解、或是對外放話所造成的騎虎難下僵局。「問題解決工作坊」(problem solving workshop)
也可以算是二軌外交，由外交官出身的澳洲學者John Burton所創，由第三者出面邀請衝突當事國的平民參加，安排前往不受外部壓力（包括官方、媒體、輿論）的避境場所，在專業人士的協助下，面對面探索真正的化解之道，嘗試著去了解彼此衝突的根源何在，特別是個別在安全、以及認同上的需要。Burton本人親自協助賽浦路斯、北愛爾蘭等地的紛爭。李登輝時代促成的亞洲展望會比較成功，即使在台、日無邦交之下，仍扮演相當吃重的溝通管道 十八、軍轉民 (conversion) 所謂軍轉民，是指將原本以製造／消費軍備為主的經濟結構，調整為一般民間消費品的生產，降低武器競賽、加速廢武／裁軍的進行，尤其是在冷戰結束之際。在西方國家，由於軍工複合體的影響，武器的生產間接促成國家對外的好戰姿態，尤其是在經濟不景氣，戰爭成為復甦經濟／生產武器的藉口之一；即使武器生產國本身並未介入戰爭，卻可能為銷售軍備而在旁推波助瀾，讓原本有宿敵的國家，不得不挪用經濟發展的資源來購賣軍備。在西方國家，軍轉民的最大挑戰，在於協助武器生產線上的工人安心轉業，讓他們覺得原有的福利不會被剝奪，因此，必須思考如何讓工會與和平運動結合，說服工人參與。不過，截至目前為止，軍轉民成功的例子不多。 此外，上面所討論的都是國家部門間的資源轉移，如果敵對國家不相對配合，只能算是片面的親善動作，功能在避免武器競賽。如果一個國家對安全的關注重於發展，所謂的「和平紅利」(peace dividend) 就不是考量的重點了。 十九、防衛性國防 (defensive defense) 防衛性國防又稱為非攻擊性國防 (non-offensive
defense, NOD)、非挑釁國防 (no-provocative
defense)、或是另類國防 (alternative defense)，試圖以非攻擊性的國防姿態，向對方表達沒有進犯的意圖。傳統的國防是以報復的保證來進行嚇阻，防衛性國防則要讓對方了解，若膽敢來侵犯，絕對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因此，防衛性國防並非要自我繳械，而是要建立有備無患的國防體系。到目前為止，台灣的軍備大致是屬於防衛性質，對外軍購也彼此有默契。單然，軍備究竟是自衛、或是攻擊的性質，往往在一線之別，譬如「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外界相當好奇台灣是否擁有核子武器，一般咸信台灣有發展核武的能力，運用核武來進行以小博大的嚇阻策略。 二十、非暴力 (nonviolence) 與其說非暴力是和平的技術，到不如說是一種哲學、或是理念。根據甘地，非暴力並非消極地逆來順受，也非為了避免流血、或死亡而不擇手段；不僅堅持要拒絕使用暴力（以暴制暴），而且誓言要找出取代暴力的途徑。對他來說，非暴力是積極的力量，是勇者的表現，不容一點懦弱；也因此，採取非暴力途徑的人必須心理要有準備，隨時面對毆打、下獄、甚至於死亡。也因為如此，非暴力才可能引起對方的困惑、懷疑、尊敬、認同。可惜，「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當年竟被國民黨的鎮壓部隊援引，用來醜化街頭的社會運動參與者為暴力份子。 非暴力的抗爭必須配合說服、協商、行動、甚至於經濟杯葛。除了印度人的反英國抗爭外，金恩牧師在1960年代領導的美國黑人民權運動，也採取非暴力方式。菲律賓的「人民力量」(people power) 推翻馬可仕政權，也是非暴力的典範。台灣在過去，在野力量以街頭運動來挑戰不義的政權，憑恃的就是非暴力的道德力量；坊間也有一些非暴力抗爭的譯著。譬如王康陸 (2001)、江蓋世 (2001) 的著作，林哲夫翻譯Eglitis (1997)、以及 Miniotaite
(1997) 的著作。 二十一、自立自助 (self reliance) 自立自助是由功能主義、經濟發展、以及經濟平等，一路修正而來。經濟平等的最終目標，是透過貿易來達到經濟發展；然而，還如果是被迫採取倚賴式發展模式，不僅邊陲國家的發展是在效勞中心國家，不能真正帶來起飛，不僅國內會因為發展失衡而造成嚴重分配不均，連傳統部門的基本需求仍然無法滿足。以非洲為例，原本在糧食可以自給自足，現在卻必須仰賴進口。自立自助的目標，就是要提供貧窮地區的基本需求、要打破國內區域發展的失衡，並期待南半球國家能相互扶持。自立自助式的發展，主張以「人」為基礎，而非以物為基礎；強調考慮草根的需要，決心以自己的力量來從事發展。然而，自立自助並非反對貿易而閉關、也不是要百分之百自給自足；而是要儘量發揮本身的特色，至少在危機之際能養活自己，才能真正達到自我實踐。 二十二、女性觀點 (feminist perspectives) 和其他弱勢者一樣，婦女要承受形形色色的暴力不管是直接暴力的經驗，譬如調戲、家庭暴力、強暴，還是結構性暴力的壓迫，都讓她們特別有渴望和平的慾望。尤其是在戰爭中顛沛流離，最容易遭到受傷的就是婦女、以及小孩。然而，特別是在普遍以男人為主的類社會中，即使被頤指氣使之際，女性往往被要求逆來順受，卻又要維持嬌柔婉約的姿態。女性觀點途徑是婦女運動與和平運動的交集，認為軍國主義是父權社會的產品，也就是崇尚陽剛的結果，她／他們因此相信，唯有透過教育來傳播女性主義的觀點，才能改變時下霸道的社會結構、扭轉社會中好戰的行為模式，進而獲致負面和平。在這同時，透過奮鬥來取得兩性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地位的平等，女性可以因為自我實現而達成正面和平。 二十三、和平教育 (peace education) 簡而言之，和平教育是指透過教育來傳播和平的理念，也是和平運動的推動；也就是說，不只要教育百姓「甚麼是和平」，更要知道「如何達成和平」。唯有透過和平教育、以及和平運動的持續不斷推動，讓和平的價值觀在學習的過程中內化，特別是由青年人著手，讓他們體會到和平是好的東西，採取和平的手段是最勇敢的事情。此外，和平教育是和平學與和平運動的介面：一方面，和平運動需要和平學的理論支持，另一方面，和平學必須經過和平運動來取得驗證。具體而言，和平教育的內容如下：幫人們了解衝突、暴力、社會公義、以及和平得意義，分析社會結構、政治權力、以及經濟制度的本質；探尋身邊的事務如何提供和平之道；發揮想像力來思維可行的和平模式；當然，還要習得如何組織的方式。總而言之，和平教育就是想辦法發展出前所未有的和平文化；沒有文化改造，就沒有和平的可能。 二十四、公民防衛 (citizen defense) 公民防衛又稱為群眾性公民防衛 (civilian-based
defense, CBD)、非軍事國防 (non-military
defense, NMD)、或是非武力國防，為Gene Sharp所創，主張採用非暴力的方式來捍衛國土，以全民式的不合作運動來進行抗爭。由於傳統的國防或許有嚇阻作用，卻可能相對引起武器競賽，而公民防衛是軟硬兼施，採取沒有威脅性的嚇阻。值得一提的是，並非所有支持公民防衛的人都主張，連防衛性國防都要束諸高閣。公民防衛有兩層意義：首先，這是一種嚇阻性的國防，事先要讓潛在的敵人領悟，前來入侵是不合算的；再來，如果軍事性國防果真失利，公民防衛必須馬上出來接替，不能讓任何物資落入敵人手中，特別是要求軍公教人員的消極抵制，要讓佔領者無功而返，相信和平還是比較罰得來。公民防衛可以納為全民國防的一部份，但也可以將兩者當作相互替代的國防體系。不管如何，公民防衛要能成功，必須事先經過全盤的計劃、全民的教育、以及周詳的準備，更重要的是全民有上下一致的決心。對台灣而言，面對中國武力犯台的威脅，國家／民族認同的凝聚是必要的條件。 近年來，公民防衛由前立委林哲夫引入國內，並且組成「台灣國家和平安全研究協會」來全力推動；除了譯介有關拉脫維亞、以及立陶宛成功例子的著作，日前還舉辦了「公民國防與國家安全學術研討會」；見Holst & Butkevicius (2001)、Eglitis (1997)、以及Miniotaite (1997)。 * 講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聖經學院主辦「第五期牧師、傳道師在職進修研習會」，2002/05/1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