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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長候選人柯文哲日前表示，「蔣經國時代對於政府官員操守及政商關係的嚴格規範，應該成為台灣政治的典範，值得所有執政者學習」。他認為，「歷史人物的功過自然有定案，蔣經國已經過世這麼久，至少在他的晚年，對於台灣的貢獻目前看來還是功大於過，甚至晚年時也沒有什麼過可以講」。他的基本看法是、「錯的地方要指出來，但那個時代的優點也一樣要指出來」、「蔣經國對台貢獻是功大於過」。 由於柯文哲的選戰策略是所謂的超越藍綠，因此，希望能向尊崇蔣經國的藍營選民示好，那是可以理解的；另外，儘管綠營支持者有強烈的反彈，倒也不可能飛象過河投票給國民黨的候選人連勝文，因此，即使被臭罵一兩天，算準本土選民氣過就算了。只不過，柯文哲似乎不願意放手，繼續大談「藍綠和解」，強調「蔣經國時代沒有複雜的政商關係、也沒有權貴世襲」，也就是說，蔣經國還有借古諷今的利用價值。 政治人物的言行原本可受公評，特別是已經過世者的歷史定位。蔣經國是蔣介石的公子，如果不談他早期在中國的贛南新政、或是上海打老虎的事蹟，一般人對他的印象是行政院長內的十大建設、以及擔任總統時展開的政治自由化；至於白色恐怖時期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應負的責任，迄今未有通盤的檢視。二十多年來的民主化，長期禁錮的心靈驟然解放，原有的規範及制度面對嚴峻的挑戰，當然會有人懷念戒嚴時代的「穩定」，對於蔣經國的選擇性記憶是免不了的。 眾所周知，蔣經國最大的功能是用來打擊李登輝，在共產黨式宣傳下的夏天青年裝、冬天夾克，代表的就是清廉跟改革，特別是對於當年的國民黨非主流派，是用來污衊李登輝。當時，李登輝在無預警之下真除總統，即使驚濤駭浪中接任陽春的黨主席，也只能在虎口中奮力前進，要不是早年省主席任內與地方派系頭人在省議會建立革命情感，重要關頭才有人在國會力挺。所以，把黑金的帳算在李登輝頭上，當然是一些外省權貴對於失去政權的妒恨，掩飾不了「寧與外人、不予家奴」的心態。今天，柯文哲鸚鵡學舌，只是廉價地在消費蔣經國。 究竟要如何臧否人物，應該不是採用民間的善惡功過生死錄，加加減減就好，更不是「面對歷史，對就對、錯就錯」那麼簡單。根據柯文哲的說法，蔣經國是瑕不掩瑜，否則，不會被提升到「典範」。問題是，如果官員的操守可以抵掉其他的過錯的話，特別是當特務頭子時的濫捕及酷刑，更不用說美麗島事件、陳文成事件、以及林家血案等等，那麼，毛澤東、史達林、以及希特勒豈不也有值得仿效之處？把所有的過歸咎蔣介石、所有的功勞加在蔣經國身上，那就是如假包換的造神。柯文哲人云亦云，儘管聰明、卻也投機。 蔣經國作為泛藍、或是外省族群的精神領袖，就憑這一點，我們不應該惡言醜化；然而，我們也沒有必要加以神格化，特別是在選舉之際。不管是政黨、還是族群之間的和解（reconciliation），前提是真相、公義，然後，犯錯的一方必須要求道歉，雙方心悅誠服，才有可能走向和平。陳水扁市長任內擢拔單小琳為副祕書長，後者後來選擇退休幫馬英九輔選，阿扁耿耿於懷，其實是未能認清權位不等於效忠、更不用說和解。 這兩天閱讀研究美國國家安全會議的書籍，記載著在1970年4月23日晚上，眾人在會議結束後穿西裝打領帶，趕著去參加台灣副閣揆蔣經國的歡迎晚宴；第二天就發生四二四刺蔣事件，對於為了轟炸高棉焦頭爛額的美國人來說，這當然只是國際政治的小註腳。多年後，主角黃文雄、鄭自財都已經回到台灣，只不過，蓋棺未必論定，到底要如何評價蔣經國，特別是晚年的作為，還有待更細膩的努力。 我們同意英儒洛克所說的，分裂的社會很難民主；我們也相信，大家有不同的想法，應該要嘗試著去瞭解對方。然而，為了選票而美化、甚至於阿諛，那不是正道，反而會被對方瞧不起。話又說回來，如果蔣經國不是權貴，誰是權貴？ *《民報》2014/09/0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