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家研究的思考* |
||
|
施正鋒**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
||
|
摘要
在這篇論文裡頭，我們首先將討論客家研究的必要性，也就是說，客家研究到底要扮演甚麼角色，接著，我們將從學術領域、教育機構、以及社會服務三個角度，分別探討論客家研究的定位，最後，握們將檢視當前客家研究所面對的困境，並嘗試建議未來可行的方向。 Reflections on Hakka StudiesCheng-Feng
Shih, Ph.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Tamkang
University, Tamsui AbstractWe
will firstly look into the rationales why the field of Hakka Studies has been
justified. In the bulk of this paper, we will seek to delineate what
are required fir Hakka Studies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service for the Hakka. Finally, we will then
scrutinize what barriers it has encountered so far, and seek to provide for
some suggestions for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Black Studies is not an end itself but a means to a larger,
more important end. Boniface
I. Obichere（Ford, 1973: 11） When an Indian
breathes, it’s politics. Cindy
Gilday（Benton-Banai, 2000:
23） To remain impartial
in the educational arena is to allow the current partiality to whiteness to
fester. Nathan
Hare（1971: 3） If it is true as
Professor Vine Delorai, that consummate Sioux Indian scholar has said in his
latest essay, “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 that an Indian student can ask
him/her self, is what I am learning useful to Indians?” (and I believe
it to be), it is even more true that Indian intellectuals must ask, “is
what I am teaching and writing and researching of value to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Indian Nations of America?” Elizabeth Cook-Lynn（1991:
13） 壹、前言 「客家研究」（Hakka Studies）可以說是台灣客家運動由1980年代發軔以來，在1990年代衍生而來的一門學科，進而在2000年代開始進入制度化的階段，也就是中央大學客家學院（2003）、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2004）、以及聯合大學客家學院（2004）正式掛牌招生。然而，輿論對於究竟是否有必要設立客家學院、以及相關客家研究的系所，雖然尚未見到有公開的強烈反對聲音，然而，學術界一直有間歇不斷的質疑，甚至於，客家菁英也未必完全贊同推動者的苦心孤詣。儘管如此，已經投入這項研究的學者，當下的使命是如何讓一個跨越學科的「客家研究」，早日提昇為一門發展完備的「客家學」（Hakkalogy）。 如果我們從橫跨人文社會科學的「族群研究」（Ethnic Studies）這個領域來看，不管是「黑人研究」（Black Studies）、「拉丁裔研究」（Latino Studies）、或是「原住民研究」（Native Studies），其起源大致是在1960年代的美國社會騷動，在社會運動風起雲湧之際，為了回應社會大眾的殷切期待，大學紛紛設立類似科系，一方面從事相關學術研究，一方面進行教育啟蒙，因此，比較其他「為學術而學術」的「純」學科而言，就研究、教學、以及服務這三項大學教師的天責而言，這些學者承擔著比他人更重的社會服務責任，甚至於不時要被出身的專業領域同儕質疑，究竟本身的研究是否夠「學術」、以及自己是否「為政治服務」。在相同的脈絡下，如何確立「客家研究」的自我定位，自然是刻不容緩的課題。 雖然「客家研究」的最基本任務是讓客家族群了解自己，然而，「客家研究」並非指專注於客家本身，也就是說，我們拒絕採取專斷排他、或是關閉自守的途徑，而是堅持大海容納百川的原則，戮力建構客家人與其他族群和諧共存的關係；因此，對於客家主體的關懷，其實是建立在更崇高的視野，甚至於要有意識地尋求與國家合理的定位，讓客家人成為這個多元族群國家之中不可或缺的構成要素。因此，「客家研究」的第二個任務，是想辦法讓其他族群、以及國家了解客家族群。如果進一步由文化資產的角度來看，獨一無二的「客家研究」，將可貢獻人類最珍貴的知識累積。 在這樣的認識下，「客家研究」不只是關心科學頂尖的一門學術領域，也是一個提供賦權（empowerment）契機的一個教育機構，更是一些呈現客家族群認同的具體課程、族群對話的論壇、以及規劃國家政策的自主個體。在下面，我們將分別從學術領域、教育機構、以及社會服務三個面向，探索「客家研究」的內涵。 貳、學術領域 站在以客家為研究主體的立場來看，若要界定「客家研究」的對象（object），勢必要包含歷史（記憶、經驗）、文化（語言、宗教、文學、藝術、習俗／生活方式）、制度（政治、經濟、社會）、認同、心理（尊嚴、價值、世界觀、哲學）、以及貢獻，也就是容納任何具有客家經驗的主題，如此一來，才有可能完整地（holistic）呈現客家族群的全貌。 不過，正如其他跨領域的學科，譬如說「和平研究」（Peace Studies）、「婦女研究」（Woman Studies）、或是各種「區域研究」（Area Studies），「客家研究」不可能被任何傳統的人文、或是社會學科所涵蓋，此時，「客家研究」如何能擁有傳統學科的特有專長、卻又同時能維持本身的自主性？第一種方式是將上述主題打散在各個領域裡頭（圖1），譬如歷史學、語言學、文學、宗教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或是心理學，再嘗試將各個領域的客家研究分別加總起來。
問題是，各領域原本有自己的研究重心，即使能說服學者願意將客家列為研究對象，卻要面對本行在理論、以及方法上的侷限，更不用說基本概念是否能放諸四海皆準，此時，即使在各領域允許下所完成的客家研究，恐怕將有如汪洋中的孤島，頂多只能說有多重領域（multidisciplinary）的學者共襄盛舉，整合的工作相當艱鉅，將有如殘缺的拼圖遊戲，知識的累積相當困難。 相對地，如果要作真正的跨領域（interdisciplinary）研究，必須把「客家研究」本身當作一個「專業領域」（discipline），而其他的領域只能算是客家研究者的一項／多項「專長」（subject area of
specialty）（圖2）；此時，在聚焦式的研究取向下，才有可能產生整合性的研究交集。譬如說，一名專長是投票行為的政治學者，她／他或許會順便考察客家族群的投票行為，不過，出發點多半是在進行交叉分析之際，而客家只是檢視的族群面向的一項名目性數值，更不用說，還有其他同樣重要的面向必須觀察、或是控制；相對地，一個以客家政治行為列為研究中心的學者，除了說必須具備政治學的基礎訓練，必定會將客家觀點當作切入的主軸，而其他族群、或者是全國選民的政治模式，只能用來當作對照組，換句話說，客家因素應該是被當作獨立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絕對不能永遠被視為可有、可無的中介變數（intervening variable）而已。
以目前生火待發的選區重劃來說，經過第七次憲法修正的方案（2005），也就是所謂的「國會減半」，即將在2007年舉行的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除了國會席次由225劇減為113席，區域選舉將全部改為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在這樣的選舉制度下，客家菁英一再憂心未來客家族群參與全國性事務的空間會被大幅壓縮。然而，對於相關部會所委託進行選區規劃的學者來說，國家應該是大公無私的，而制度的設計也應該是色盲的，因此，沒有必要特別考慮客家族群的需求；然而，政治哲學／政治理論會告訴我們少數族群代表性（minority）對於國家正當性的意義，同時，也有預防族群衝突（conflict prevention）的積極作用，因此，非客家研究學者的視而不見，除了有可能是以一般化來掩飾自己的沙文主義以外，也有可能是本身的客家知識不足，又囿於領域的本位主義，不願意不恥下問、或是採取跨領域的合作，當然就免不了有便宜行事的疏漏，研究結果不會有益於族群關係的和諧發展。 相對地，求人不如求己，客家研究學者當然不會／不該有這樣的主觀性迴避，不過，此時，最大的挑戰是本身對於相關專長有所浸滛，譬如比較政治學、或是選舉制度；即使她／他未必嫺熟特定的主題，不過，只要具備充分的政治學基礎訓練，包括科學哲學、研究方法、以及基本理論，要透過現有的文獻登堂入室，並非遙不可及。當然，在「客家研究」草創的初期，難免要向屬於傳統領域的政治學界來借將，盼望能有先知型（guru）的學者投入，從事奠定基礎、以及開拓領域的工作；在追求領域鞏固的過渡時期，以終生奉獻學術為志業的客家研究生，勢必要至少取得傳統領域的副修（minor），才有能力在自立門戶之後，擔任傳統領域與「客家研究」社群接軌的任務。 不過，更根本的問題是，究竟「客家研究」可以當作一門專門領域嗎？更進一步說，到底「客家研究」要如何才能成為一個學科？所謂的「學術領域」（academic discipline），可以有三種定義：首先，它可以說是一種藝術（art）、或是手藝（craft），隱含著必須拜師學藝；再來，她可以代表一種志業（vocation）、或是呼喚（calling），除了有非玩票的性質，還有崇高的奉獻意思；最後，它意味著一種專業（profession），可以說是對於科學知識的信仰（Goodin &
Klingemann, 1996: 4-5）。如果以專業的角度來看，每個學術領域對於成員都有自己不同的專業要求，除了起碼的專業倫理、社會責任、以及研究能力以外（Goodin &
Klingemann, 1996: 6），還要包括彼此有共同的基本立場、關鍵概念、核心課題、主要理論、研究方法、以及重大挑戰（Karenga, 1993: xv;
Anderson, 1990: 2）。 由於客家學院是在「客家研究」成熟之前就已經設立，因此，領域的發展必得在摸索前進之中，不斷地進行自我定義、以及調整，特別是概念、課題、理論、以及方法。如果我們暫且將「客家研究」定義為「有系統地研究何種因素，在何種條件之下，會如何影響客家族群」，那麼，我們至少必須在基本立場有初步的共識。 就基本立場而言，我們以為，「客家研究」應該是「以客家為中心」（Hakka-centered、或是Hakkacentric）的學科，也就是強調以客家的觀點，來呈現客家形象、以及詮釋客家經驗；同時，我們希望以批判的態度，除了要糾正歷史殘餘的負面刻版印象，還要在了解自我的過程中，嘗試著去正面型塑客家人的認同；最後，我們希望能挖掘、推敲出客家族群所企盼的意識形態（或是理念），以保障客家族群的群體權利（group rights）、以及推動客家人的集體福祉。 這樣的基本途徑／架構，背後其實是隱含著幾項不說自明的假設。首先，站在確立客家族群存在的大前提下，客家經驗有其學術研究上的價值；接著，客家經驗可以使用科學的方式來研究，包括正確的描述、合理的解釋、以及有效的處方；最後，不論是從族群關係、還是國家整體的立場來看，我們相信客家經驗有其正面的貢獻，尤其是在相關政策的規劃上。 其實，就政治哲學的層面來看「以客家為中心」，我們首先要果斷拒絕對於客家族群所加的偏見、歧視、或是差別待遇，不管是歷史的遺跡、還是新近的作為；我們也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同化政策、或是融合措施，不管是強力逼迫、還是循循善誘，也不管是被迫接受、還是主動選擇；我們更要強烈主張國家對於少數族群權利的保障，不管是政治、經濟、社會、還是文化層面。 參、教育機構 「客家研究」作為教育機構，可以從行政組織、師資聘任、教學用語、以及課程安排等幾個層面來考察。首先，就「客家研究」安身立命的行政組織而言，就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光譜上來看（Champagne & Stauss, 2002:
3-6），可以由自主性最高的客家大專院校，漸進到綜合大學裡頭的客家學院，或是到整合式的單一系所、學程、或是研究中心，不一而足（圖3）。就客家大學而言，由於師生都是由客家人所構成、或是以客家人為主體，學術上當然會以「客家研究」為中心，理論上看來，校內的跨領域協調比校際的跨領域整合容易達成，師資、以及課程的安排相對上會比較合理，不會有因人開課、或是供需不衡的尷尬情況。不過，如果師生嚴格限制在客家身分，恐怕會有族群隔離的效果，因此，只要不損害客家主體性的原則下，不妨適度開放名額，可以將非客家師生視為族群之間接觸的介面。
第二種安排是縮小範圍，在現有的大學理頭另外成立客家學院。由於是院級的編制，系所之間自成一體，師資、課程上可以互通有無；此外，只要彼此的傳統領域不要相差太大，也有整合研究的空間。最重要的是，由於本身具有相當程度的規模，院長要在校務會議上爭取經費補助、人事員額、或是硬體空間，還是可以遊刃有餘。不過，如果學院是由原本的系所、研究中心、或是共同科目／通識教育中心擴編而來，可能會受限於現有的師資而出現因人設事的情況，進而造成無法聘任更專業人選的窘境。最嚴重的情況，是大學如果不安好心，只是覬覦相關單位可能挹注的硬體建設，認為跑了和尚、跑不了廟，如此一來，客家學院將只不過是短期的過路財神；一旦外來財源斷絕，客家學院淪為校內的孤臣孽子，甚至於可能被伺機轉型為社會科學院。 第三種情況是設立客家研究中心、客家研究學程、或是客家研究系所，可以說是一般大學對於多元文化主義的起碼回應，可以讓客家、以及非客家學生學得客家經驗。一般而言，客家研究中心可以算是籌設客家研究系所的權宜之道，通常只有簡單的研究人員，沒有能力開設課程。初期，學校可以先在傳統領域，試開幾門帶有客家成分的課程，譬如歷史學、語言學、人類學、或是社會學，行有餘力，或許可以嘗試跨系的客家研究學程，特別是在有學生需求的情況下；這樣的學程，可以暫時屈就在單一系所之下，也可以在學院之下運作；當師資、以及學生都有相當來源之後，獨立的系所就水到渠成、呼之欲出。不過，即使客家系所不再寄人籬下，比起客家學院，在先天上還是位於校內競爭的劣勢，除非是有來自校外的固定奧援，才會被視為刮目相看的金雞母。 有關於「客家研究」教師、或是研究人員的聘用，究竟要具備何種起碼的資格？我們可以從客家身分、以及專業能力兩個面向來思考（圖4）。首先，由於每個族群都有自己獨特的歷史經驗，這是他人無法取代的，因此，在理想的情況下，應該是由客家學者來擔任。第二個面向是從事客家研究的專業能力，可以觀察的指標包括是否在傳統領域接受嚴格的學術訓練、碩博士論文是否與客家研究相關、或者是否做過類似的研究。就理論上來看，學術訓練應該是起碼的要求，否則，是沒有辦法負擔獨立研究的責任；問題是，有能力未必代表有意願進行客家研究，也就是說，如果只是一個機會主義者，她／他的盤算是先取得教職、再伺機轉到與其在傳統領域所獲得學位的系所，當然不能寄望對於「客家研究」全力與赴，因此，究竟申請者的學位論文、或是研究計畫是否相關，至少可以管窥是否有研究動機客家。
根據上面的討論，最佳的客家研究者應該是同時具備客家身分、又是具有客家研究專業能力者；相對地，最不適切的人選是既非客家人、同時又缺乏研究能力者。問題是，在採取修去法進行篩選之後，我們面對的挑戰就是「身分vs.專業」的抉擇，也就是，到底有專業能力的非客家研究者、還是沒有專業經驗的客家人，何者可以列為優先考慮？原則上，我們認為專業能力／經驗應該是比客家身分重要，因為，除非是作為駐校的民俗傳薪者、或是文藝人士，否則，在一個新創的學術領域，要同時訓練一個新人、卻又期待她／他從事教學研究，幾乎是比登天還難；因此，除非說在大學部有沉重的教學壓力，應該把這樣的空缺暫時保留，頂多聘任一個兼任的講師。 然則，聘用一名具有專業能力的非客家研究者，並非完全沒有風險。首先，我們擔心的還是「轉換者」（convert），也就是說，在人浮於事的情況下，正好「客家研究」成為顯學，勢必有人在傳統領域選擇客家議題作為學位論文的題材，也有人或許只是為了申請研究計畫多一條管道而稍作調整，不管是取得學位之前、或是之後進行策略性轉向，我們無法保證她／他是否願意把一部分的心力保留給「客家研究」。我們以為，除了說透過聘任之前的面談來旁敲側擊以外，唯一能做的就是聘任後的定期評鑑，譬如說，必須約定有相當比率的研究必須用在「客家研究」；其實，即使是一個具有專業能力的客家研究者，我們也很難期待她／他入行以後，會如何決定把研究精力分配給予傳統領域、以及「客家研究」。 其實，不管是否具有客家身分，最困難的還是如何讓客家研究者具有客家的「敏感度」（sensitivity），也就是說，如何能體會到客家族群在遷徙台灣的過程中，在缺乏現代國家保障的情況下，如何能夠委曲求全安身立命。一個經過專業訓練的客家研究者，也許具備相關的知識、從事過相關的研究、也有強烈的入門動機，然而，只要她／他無法取得客家的同理心（empathy），那麼，做出來的研究成果、或是政策建議，若非浮光掠影，極有可能不符客家族群的需要，甚至於與客家族群的利益悖道而馳。我們以為，小心觀察聘任前參與專業「客家研究」團體的經驗、以及努力進行聘任後的同僚社會化，或許有所助益。 最後，到底客家研究學者是否一定要懂得客家話？以學術研究的標準來看，如果一個從事區域研究的人沒有當地語言能力，勢必在第一手文獻的取得上面對障礙，即使是有完備的翻譯設施輔助，難免左支右絀；尤其是在進行第一線的研究之際，勢必要仰賴傳譯人員、或是資料提供者，難免有隔靴搔癢之缺憾。因此，即使不具備客家身分，起碼的客語能力是必要的，除非是她／他所進行的研究不用從事田野調查、或是與客家人物直接對話。 至於教學方面，就有比較大的討論空間，特別是大學部的課程，就光譜而言，可以由最極端的獨尊華語／北京話，漸進到華語與客語並用，遞嬗到全部採用客語（圖5）。雖然我們並沒有法定的國家語言、或是官方語，不過，戰後以來，華語卻是實質的「國語」，教育部甚至於有一個常設的「國語推行委員會」，也因此，華語被當作教學語言，很少被質疑；即使近年來在國民小學有所謂的「鄉土語言」教學，然而，每週只有一節課虛應故事，杯水車薪、於事無補。 然而，從國際人權的潮流來看（施正鋒，2004），母語受教是基本的人權，特別是對於少數族群而言，語言就是維繫族群命脈不可缺少的要素。特別是對於客家族群而言，語言是定義客家認同最為便捷的客觀條件，因此，長久以來，「還我母語」一直是客家運動最重要的訴求；其實，今天客語之所以會凋零，可以大致歸咎統治者在百年來所採取的「國語政策」。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以客家話來進行非語言客家研究課程的教學，雖然不能稱得上說是捍衛客家認同的最後堡壘，不過，至少可以對於未來的客家菁英，營造另一個非生活客家話的空間，也就是說，客語也可以作為教育／科學用途的語言；對於非客家學生來說，尤其是來自非客家原鄉地區者，除了不同級數的客家語言課程以外，這些也可以當作學習客家話的進階運用課程。 不過，若考慮到並非所有的師生都熟諳客家話，至少在現階段，可以採用客／華雙語的方式教學。大體而言，雙語（bilingualism）有三種方式，第一種是採用坊間所謂的「自然語」方式，也就是在課堂上以華語為教學主體，再適度地穿插客家詞彙，尤其是對於非客家學生而言，或許可以有循序漸進的舒緩步調，比較不會產生裹足不前的感覺；不過，這種混搭的雙語教學難免會讓學生有「垂直雙言」（diglossia）的認知，也就是說，誤以為華語才是主要的語言，而客語只能作為不登大雅之堂的輔助性語言，因此，這種雙語課程應該只是入門課程、或是過渡性的做法。 第二種雙語教學是以科系作為雙元的範圍，也就是說，除了某些課程以華語教學以外，特別是新生的部分，其他高年級的課程全部採用客家教學。這樣的安排方式，最大的優點就是鼓勵學生儘快在修業的初期取得客語能力的檢定，如此一來，當學生畢業之際，就可以同時具備相當的客語能力。不過，除非教師也有類似的語言檢定要求，否則，不諳客語的教師就永遠只能任教初級課程。當然，這樣的雙語教學必須建立在一個基本假設，也就是語言能力有市場上的需求，否則，恐怕只有有志進一步從事研究者、或是有相當使命感者，否則，恐怕招生不易。 第三種是採取平行雙語教學的方式，也就是說，這是妥協性的思考，同一種課程同時開設客語、以及華語的班級，讓學生有選修的自由。首先，這必須在師資有相當規模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如此奢侈地開課，因此，除非是一所專門的客家大學、或是基礎課程，一般客家學院恐怕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此外，即使平行課程開得出來，除非有特別的誘因、或是選課人數的限制，否則，如何面對學生趨避客語教學課程，將是課程規劃的一大挑戰。 長期來看，客家大學應該是積極追求的目標，否則，在目前以理工醫學門的方式來考核人文社會科學的困境下，學者往往為了升等而被迫進行比較能獲得量化評鑑的研究，不得不將論文寫作方向調整為能投稿名列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學引文索引）、S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社會科學引文索引）、EI（Engineer Information、工程索引）、A&HCI（Arts and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藝術與人文引用索引）、TSSCI（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的學術期刊，客家學院／系所的研究勢必要偏離這些機構當初成立的宗旨。即使沒有這樣的壓力，客家研究學者也要不時遭到傳統領域的質疑、或是誘惑，希望將自己的研究導向「主流」，因此，唯有在獨立自主的客家大學、或是客家學院的院長有強勢的作風之下，否則，客家研究學者的升等過程一定會比較崎嶇。 肆、社會服務 客家研究者必須清楚地自我地位，由於「客家研究」本身是客家運動的再生，因此，除了基本的研究、教學等學術責任以外，還有作為知識分子的社會服務義務，否則，將只不過是被所謂主流社會所框架的大學吸納的樣板罷了。就「客家研究」的目標而言，我們可以由客家族群、族群關係、以及國家三個面向來考察的任務，也就是客家族群自我認同的建構、與其他族群進行對等的互動、以及與國家的合理定位。除了說作為培養客家菁英的搖籃、以及擔任客家族群的喉舌以外，「客家研究」也可以作為族群之間對話的論壇，此外，還可以自主地界定國家的角色。 首先，對於客家族群本身而言，「客家研究」的最基本要求，就是如何讓客家族群了解自己、重新呈現自我。我們應該可以同意，在偶殊的歷史情境之下，客家人在台灣的發展有其坎坷的心路歷程，特別是在面對人數較多的閩南人、以及強調歸因（ascribed）特質均一化（homogenized）的政治文化，若不接受同化、再不就是選擇邊陲化、或是自我隱形化，特別是居於都會區的菁英；即使一向遺世獨立的客家原鄉（桃竹苗、六堆），隨著城鄉差距的拉近，外來物質文化顯著地沖激著固有領域的安全感。總之，客家人的集體認同面對重新想像的課題，譬如說：究竟客家認同是如何產生、維持、或是發展？客家經驗有何特別之處？作為客家人的感覺是甚麼？客家意識是如何產生的？客家身分是如何取得的？客家尊嚴面對何種挑戰？以及客家人可以做怎麼樣的調適？ 「客家研究」除了關心客家族群本身的自我定義，也要關懷客家人與其他三個族群的接觸，如何維持某種程度的差異界線，譬如說：客家族群在複雜的族群結構中，究竟權力關係如何？客家族群究竟要扮演獨善其身、忠誠盟友、還是仲裁者的角色？客家族群與其他族群的互動，究竟是互補、還是互斥？客家族群與其他族群的結盟，究竟是要維持固定的模式、還是要視議題作選擇性的機動調整？這種結盟是要限定在菁英、群眾、還是不分層次？究竟台灣客家人的族群經驗，與海外台灣客家人有何異同？與中國、東南亞、或是世界其他各地的客家人呢？ 當然，「客家研究」還要透過族群政策的規畫，對於族群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提出建言，此時，本身的定位不只是限於擔任客家族群的代言人、或是族群之間調和鼎鼐的第三者，甚至於要提升為國家政策主導者，譬如說：究竟國家是支配性族群的工具、客觀的裁判、還是提供公平遊戲規則的自主個體？國家對於族群關係是要順其自然、還是積極的介入？究竟這是一個單一文化、雙文化、參文化、還是多元文化的國家？究竟這是一個華人／漢人／唐人（Chinese）為主的國家、南島民族（Austronesian）為主的國家、還是兩者一樣重要的雙民族國家？這是一個原住民族（indigenous peoples）國家、墾殖（settler）國家、還是移民（immigrant）國家？國家應該無視族群的差異、還是正式加以承認？族群之間的差異應該是逐漸消逝、還是制度化比較好？國家應該追求族群之間的融合、還是和諧／和平？如果要進行和解，對於過去不公不義的族群壓迫，是要採取遺忘、淡化、還是面對的態度？國家應該消極第進行反歧視、還是積極地保障少數族群的權利（minority rights）？究竟誰才是少數族群（ethnic minority）？是否要設定國家語言、官方語言、或是通用語言？ 伍、結語 如果說「客家研究」是現代客家運動所催生，而現有的客家學院是政治人物實踐政見，那麼，作為「客家研究」社群的一份子，我們的責任不限於個人專業的精進、或是純粹學術領域的建立，而是還要本著良知來從事思想啟蒙工作、以及培養具有客家精神的知識份子；因此，我們並不滿足對於客家現象的巨細靡遺描述，還要嘗試去解釋到底是哪些因素建構而成的，要去分析客家認同如何影響客家族群的集體行為，更要針對客家族群、族群關係、以及國家定位，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言。 如果有人因為客家研究者執著於如此的社會關懷，進而被指控這是「政治正確」，正好突顯這些不食人間煙火者作為學術菁英的傲慢；如果這些人骨子裡真正擔心的，是客家研究者打破現狀所隱藏的結構性、甚至於文化性暴力，那麼，他們不僅是無辜的旁觀者、或是不經意的受益者，而且是這種支配關係的蓄意幫兇、甚至於是惡意的加害者。 事實上，根據Garza（1999）對於美國墨西哥裔研究的考察，少數族群學者（minority scholars）的研究，並未因為自身的政治信念、或是對於族群的關懷而有所減損，因此，所謂「不夠客觀、嚴謹」的詆毀，只會阻礙年輕的墨西哥裔從事墨西哥裔研究。Lowy（1995）甚至於主張，原本這些族群研究機構的設立，除了有知識上的任務，更有政治上的關鍵責任。 根據Australian
Vice-Chancellors’ Committee（2001），澳洲的大學幾乎都有相關原住民族的教學研究單位，而原住民族（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只佔了澳洲總人口的2.1%（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1998）。相較之下，台灣客家族群的人口至少佔了總人口的12.6%（楊文山，2004），因此，光是對於客家族群來說，現有的客家研究學院／系所／中心，顯然不足；如果以族群和諧的觀點來看，讓非客家人有機會了解客家族群，政府應該考慮再增加十倍的相關客家研究機構。 參考文獻 《阿扁的客家政策》。c. 2000。無出版處：阿扁客家總部。 張維安。2004。〈客家研究與客家學〉宣讀於台灣客家研究學會成立座談會「邁向客學之路：客家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台北，台灣大學法學院國際會議廳，2月14日。 陳運棟。1991。〈客家學研究導論〉收於徐正光編《徘徊於族群和現實之間：客家社會與文化》頁10-15。台北：正中書局。 莊英章。2004。〈邁向客家學之路：客家族群史的回顧與展望〉宣讀於台灣客家研究學會成立座談會「邁向客學之路：客家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台北，台灣大學法學院國際會議廳，2月14日。 林修澈。2004。〈客家學研究史論──客家學的成立與發展》發表於於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主辦「2004客家知識論壇」，台北，國際藝術村，12月19日。 施正鋒。2004。《台灣客家族群政治與政策》。台北：翰蘆圖書出版公司。 楊國鑫。n.d.。〈客家學的定義的芻議〉（pdf）。 楊文山。2004。《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http://www.
hakka.gov.tw/ct.asp?xItem=6918&CtNode=518&mp=298&ps=）。 Anderson,
Talmadge. 1990. “Black Studies: Overview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 Talmadge Anderson, ed. Black Studies: Theory, Method,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pp. 1-10. Pullman, Wash.: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1998. “2034.0 -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People, Australia, 1996.” (http://www.abs.gov.au/
Ausstats/abs@.nsf/7d12b0f6763c78caca257061001cc588/c159fa62a2e98d2fca2568a9001393e4!OpenDocument) Australian Vice-Chancellors’ Committee. 2001. Indigenous
Culture in Higher Education. Council of Australia’s University
Presidents (http://www.avcc.edu.au/content.asp?
page=/policies_ programs/indigenous/ index.htm). Champagne,
Duane. 1996. “American Indian Studies Is for Everyone.” American
Indian Quarterly, Vol. 20, No. 1, pp. 77-82. Champagne,
Duane, and Jay Stauss. 2002. “Introduction: Defining Indian
Studies through Stories and Nation Building,” in Duane Champagne, and Jay
Stauss, eds. Native American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Models for
Collabor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Indigenous Nations, pp.
1-15. Walnut Creek, Calif.: Altamira Press. Cook-Lynn,
Elizabeth. 1991. “The Radical Conscience in Native American
Studies.” Wicazo Sa Review, Vol. 7, No. 2, pp. 9-13. Duran,
Livie Isaro, and H. Russell Bernard, eds. 1973. Introduction
of Chicano Studies. New York: Macmillan. Ford,
Nick Aaron. 1973. Black Studies: Threat or Challenge?
Port Washington, N.Y.: Kennikat Press. Goodin,
Robert E., and Hans-Dieter Klingemann, 1996. “Political Science: The
Discipline,” in Robert E. Goodin, and Hans-Dieter Klingemann, eds.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pp. 3-4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arcia,
John A. 1997. “Latino Studies and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s and
Power Perspectives for Latino Communities and Its Impact on the Discipline.” JSRI
Occasional Paper, No. 34. Garza,
Hisauro. 1999. “Objectivity, Scholarship, and Advocacy: The
Chicano/Latino Scholar in America.” JSRI Occasional Paper, No. 58. Hare,
Nathan. 1771. “What Should Be the Role of Afro-American Education
in the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in John W. Blassingam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Black Studies, pp. 3-15. Urbana, Il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Karenga,
Maulana. 1993. Introduction to Black Studies. Los
Angel: University of Sankore Press. Kershaw,
Terry. 1990. “The Emerging Paradigm in Black Studies,” in
Anderson Talmadge, ed. Black Studies: Theory, Method,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pp. 17-24. Pullman, Wash.: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Kulchyski,
Peter. 2000. “What Ia Native Studies,” in Ron F. Laliberte,
Priscilla Settee, James B. Waldram, Rob Innes, Brenda Macdougall, Lesley
MaBain, and F. Laurie Barron, eds. Expressions in Canadian Native Studies,
pp 13-26. Saskatoon, Sask.: University Extension Press. Lowy,
Richard F. 1995. “Eurocentrism, Ethnic Studies,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Toward a Critical Paradigm.”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Vol. 25, No. 6, pp. 712-36. Morrison,
Dane, ed. 1997. American Indian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Contemporary Issues. New York: Peter Lang. Poblete,
Juan, ed. 2003. Critical Latin American and Latino Stud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rice,
John A. 1978. Native Studies: American and Canadian Indians.
Toronto: McGraw-Hill Pyerson. Robinson,
Armstead L., Craig C. Foster, and Donald H. Ogilvie, eds. 1969. Black
Studies in the University: A Symposiu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Rosaldo,
Renato. 1985. “Chicano Studies, 1970-1984.”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14, pp. 405-27. Yang,
Philip Q. 2000. Ethnic Studies: Issues and Approach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發表於中央大學客家學院舉辦「第一屆台灣客家研究國際研討會──全球視野下的客家與地方社會」，台北，國際會議中心，2006/10/29-30。 ** 10699台北市郵政信箱26之447號；cfshih@mailtku.edu.tw。 高雄師範大學（2004）、以及屏東教育大學（2004）分別設有客家文化研究所。成功大學（2003）、開南管理學院（2004）、以及玄奘大學（2005）設有客家研究中心。類似的機構有美和技術學院客家社區研究中心（2003、原稱客家研究中心）、屏東客家大學客家產業研究中心（2004）、輔英科技大學客家健康研究中心（2005）、以及明新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研究中心（2000）。另外，中山醫學大學台灣語文學系設有客語組、以及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設有台灣客家語組。 |
